一九八六年的农大，马寅生还在任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主任科员，四月记载入党；现研究生院副院长李健强刚刚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并选择留校至今；同年九月，胡启毅离开老家四川达州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一名新生。

“报考农科院校是一个情结。”胡启毅回忆道。 

“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小的时候，不像你们现在，那时候资讯不发达，唯一看过的一种杂志是在高中时候读的《中学生》，那个杂志每一期封面上会登一个科学家，其中就包括了华罗庚啊、陈景润啊，还有一些搞生物的科学家，希望能够学有所用、学有所成，让农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学习而受益。那会儿我就特希望最后能像袁隆平那样，研究出来一个种子，这样就可以造福家乡的老百姓了。”回忆起小时候，胡启毅不禁笑出了声，笑得很爽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怀揣自黄土地里生根发芽的愿望，进而衍生成当科学家的梦想。那时年轻的大学生们就怀抱有这样一种情怀，胸怀天下，想通过学习来造福人类。“这是很好、很幸福的一件事儿。”胡启毅说。

“还有呢，就是我是在农村长大，觉得农村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对农业也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当然啦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农科院校给补贴过，”胡启毅笑着讲述，“上学的经费压力小。我们每个月都给49元补贴，吃饭都够了，就可以不用交钱了！那时候也不用交学费，还反过来给补贴。”

具体报考的时候，当年挨着他的同桌填了北京农业大学，他也想报农科的院校，但又不想和他同桌一样，于是就填报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上学一定要上北京的大学嘛，不想上别的地方的大学，觉得北京的大学质量高，心向往之就是北京，就觉得只要是北京的大学就是北京大学。”胡启毅戏言道。

 温具、置茶、冲泡。胡启毅办公室的茶几清清爽爽，除去摆了一整套泡茶工具外再无其他。先前进门简单的寒暄，落座后他便开始摆弄这些茶具，很熟练，水壶“嗡嗡——”地烧过开水，木勺舀上茶叶放进盖碗，用刚烧开的水淋过，蒸汽裹带着茶香袅袅上升。

倒茶、奉茶。很清澈，没有茶叶在表面漂浮旋转，青瓷盏里的液体碧绿中泛着金黄。

 熬过了一整个寒窗苦读的春夏，燥热过后，终于守来了花开。金榜题名，穿云过海，来了之后却发现，实际的大学生活却和想象之中的多多少少有那么些不一样。

“那时候农大是很惨的。”胡启毅坦言。来了之后一进校门，看到校门第一眼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是大学吗？当年学校还没有修气派的正南门，没有立毛主席像，只开放西面的那一个小校门，校园里面也远没有现在这么井然有序。

文革的时候，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曾被迁往重庆，后又到邢台，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亲自批准，才终把学校迁回北京，但回来的时候原来的老校区已经被其他单位占领了大半。迁回后最初几年，学校里“八国联军”，每一“国”都有自己的地盘，“八个单位在里面，房屋资源有限，我们上课的教室有时候都不够。”胡启毅一点点地回想着，“当年我们住的那个楼，在操场南边靠东，后来拆了，（现在改成研究生宿舍），自习的时候要跑到平房那边，在体育馆东边，应该是你们现在攀岩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条件很不好的。”记忆的画卷慢慢地铺展开来，在胡启毅的讲述下，一张三十年前农大东区的老地图宛如宣纸上的水墨画般，渗透、晕染，氤氲着茶香逐渐清晰，缓缓地浮现在眼前。教学楼没有现在这么高，大多是平房，所谓的一教、二教、三教，就是那时候的平一、平二、平三；原先东校区只有一个食堂，是个小二层平房，在现在奥运场馆的位置；最初公主楼前面还有一个专门的礼堂，主办各类活动、讲座；那些年学校还没有摆出“百年老钟”，整座校园里最高的建筑是马锦明大楼。

尽管硬件条件和上学环境与想象中有些差距，但他也并不会觉得失望。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上大学本就是一个梦，按胡启毅的话说，就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只是教室看起来差一些，学校看起来旧一些，尤其是到清华、北大参观过后再回来一看，会笑着自嘲“唉农大怎么这样”。但身为农大学子，这并不影响我们深深爱着这座校园。

 “这么说吧，我跟农大有一个不解之缘。”

 胡启毅在农大读了四年本科，毕业后又留校了两年，留校后在教务处教学研究科搞教学研究，也当过水轮机专业（现能源与电力工程专业）班主任，这样就有六年的时间在农大度过；后来他调到农业部工作，回来又住在农大，差不多有两年；二零零四年到二零零九年期间，从创办乾元浩公司到后来做总经理，一直都在金码大厦工作，这样又是五年，如此算来前前后后十三年的时间，他跟农大就有了这样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

从农村来到城市，西南来到华北，从稚气未脱的学生到成人世界的过渡，从初创公司的探索到任职董事长的功成名就，农大就好像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多少阴差阳错、机缘巧合，  唯独离不开一个词——农大。这是其一。

“其二呢，和农大的许多老师，到现在都还有联系，这包括当年教过我的老师，也包括后来认识的文学青年爱好者。”

胡启毅在学生时期是活跃分子，不仅班里活动积极参与，还参加了很多社团；担任过学校广播台的台长，曾经单枪匹马扛着录像机、举着麦克风就去采访了当年的校长翁之馨；在文学社编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杂志《北国风》；也做过挚友社的副总编，和宣传部的徐晓村老师（也是挚友报社的精神导师）关系很好，还有和葛长银老师等《挚友报》的指导老师一直也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尽管近三十年过去，时至今日，他仍然和《挚友报》有着天然的联系。谈及《挚友报》，胡启毅那双象征着严谨智慧的金属细框眼镜后的眼睛里流露出几分温煦，从那情不自禁上扬的唇角能够清晰地读懂他由心底勾起的对往事的怀念。 

         此去采访前得知他是老挚友，于是我们带了现挚友社最新一期报纸去，一同携带的还有一个挚友社的胸章，以示一点小小的心意。他拿到报纸后有些激动，立刻翻看了起来，凝视着报纸刊头贝威扬先生题写的“挚友报”三个大字， “对这份报纸有很深的情感啊！”他感慨着。《挚友报》这些年来也有很多的变化，比如由最初的黑白四版大报纸改版为彩印八版小报纸。 

他当年是一开学就加入挚友社了。回想当初做编辑的岁月，那时候的报纸还是用硒鼓、蜡板刻字、涂上墨油后用手摇油印机一张张“推”出来的，印一份报纸很不简单。按他的话说，就是“需要很多男生印报纸、搬报纸，大家是很团结的。”每一个人都有所投入且不求回报，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情谊很长久的。两年前他还曾出席挚友社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作为长久以来《挚友报》忠实的支持者、元老级挚友上台讲话。

     除此之外，他最早就职的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迄今为止一直是农大的五大股东之一，而当年乾元浩公司的成立也离不开农大的技术支持。就这样，学业、工作、人文、股权等多方关系，他直到今天依然与农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胡启毅喜欢文学，爱好偏“文”的东西，从他加入的社团就能看出来。身为大学生的他觉得研究文学、历史、哲学是最有意思的事情，而谈及印象最深刻最有趣的，还要属当年学校里的各类讲座。

     大学校园文化，其实是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如二十世纪初期短暂的自由学术繁荣和对民族自由与解放的探索；如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大学纷纷革故鼎新，诸多师生摇身一变成为新时期的改造者和建设者；如七十年代末，人们在狂热过后站在自己亲手造就的精神废墟中四顾茫然；亦如八十年代，脱离了“十年浩劫”的年轻人们把彷徨与苦闷转化为对社会、对未来的深刻思索和追求奋进，思想比较自由，大学校园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集散地。尼采的生命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纷纷涌入国门；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这是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光明也是最黑暗的时代，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勇气和反抗黑暗的斗志——是一个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是胡启毅的大学生涯所经历的时代。

     “农大虽说是一个农科院校，但大学生的思想的确是非常活跃。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很多讲座，经常有各领域的专家来做演讲；比如说郑洞天讲电影，我到现在为止都还记得那个讲座的内容，我挺欣赏电影的，他讲的是怎么制作电影，而后又该从哪些个角度去看它；后来还有一个讲座，是当时外交部杨司长来讲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很宏观，但是印象特别深刻。但更多的呢，我本身还是很喜欢文学，就听了大量的文学的课程。尤其是后来，因为对文学的兴趣，就跑到北京大学去听一些课。”

那时候的交通主要还是借助老式自行车，骑起来摇摇摆摆、“嘎吱嘎吱”地响。胡启毅和同样热爱文学的舍友刘国亮，骑着自行车一同前往北大，把北大的课表抄下来了，然后再找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去听。北大自那时起就有个好处，一直延续至今，所有的课程都是开放的，只要你进到教室，就可以听。

他们也曾有个困惑，有时候去到教室发现已经没座儿了，只能站在教室后面听；还有的课是在阶梯教室上课，他们就专门带一个垫子，到那坐到台阶上听。在北大听课，身为外校的学生难免有些不理直气壮，总觉得自己是去旁听的，不能去抢人家的座位；不过后来他们发现那些“有座儿”的学生里面可能也有外校的同学，于是他们也去抢座位了，遇上人多的课就早一点儿去。讲起自己这段求学时光，胡启毅发自内心地笑，回想着自己的青葱岁月。

     那一阵子，他普遍听了大量的关于文学、历史、哲学一类的课程，学习过后，思想渐渐集中，到后来慢慢转向了对哲学的高度兴趣。他找来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全部的关于哲学的书籍，斯宾诺莎、叔本华、黑格尔等等，一本本地读，爱不释手。“前两天我还把尼采的书推荐给孩子读。”胡启毅说，“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开启心灵的窗户，抛开所学专业本身不说，对于我来说，大学更多的是开启另一个精神的世界，这也可能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原来在农村的时候课外书读得很少，上大学前，想读，没有机会，课外书买不起，没有人给我们买，小学的时候只看过画本，”正当遗憾，胡启毅话锋一转，道，“但这样或许也有好处。”他回顾着自己的成长经历，说道，“生长在农村有一个好处，就是所作所为都非常地接地气。我们没有看太多的书，没有被过早地植入宏观的思想，但我们打小就读了一部生活的书，这本‘书’让我们非常得生活化，凡事亲历亲为，都是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我们自己的思维来解决眼前生活化的问题。无论是抓蜻蜓、还是每天上学都要徒步行走十二公里，和小伙伴之前一样可以过得很愉快。”他由此也想到一种“可能”，在教育上，不要过早地读那么多的书，是不是会更好。

回忆小时候读过的课外书，似乎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能够读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没有读到，只有画本。“这个画本我记得很清楚啦，最开始先是半页，然后翻翻翻过渡到整页，到最后又变成半页，想看结尾都没看到。”小时候画本就是很珍贵的东西了。“后来上了高中，迫于升学的压力，一切又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也没看过什么课外书。”

说到这里，胡启毅又想到自己小时候看电影时的情景。他笑着说，自己小的时候看电影就很容易看进去。他是在农村看的第一部电影，《苦菜花》，当时就被电影情节感动地泪眼汪汪，整个人像是变成了一只关不紧的水龙头，眼泪止不住地流。他心想着，这不行，这样子没法继续看了。于是他就一个人跑到屏幕后面去，躲到放映机的另一边；内心却又很纠结，小小的孩子，又想看、又害怕看，实在忍不住想看的时候，就斜着眼睛瞥一眼，可就是这一眼又让他眼泪决了堤。“一下子就进到电影里了，觉得这就是生活，完全不知道是在拍电影，故事真实得就好像是在生活中剪了一个片段。”

小时候没有读过太多书，一切都是单纯的、透明的，无条件地接纳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到了大学后突然间接触到这么多的世界名著，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梦想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可想而知，必然是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就这样，在已经准备好了的年纪，与世界一流的思想建立联系。 

“大学学习，专业是基础，要学好，但绝对不是仅学习专业知识就够的。大学，更多的是为你开启一扇精神的窗户，丰富你的精神世界，这才是最重要的。往往到最后发现什么才是有用的呢，是大学里那些‘室外’功夫。”胡启毅总结道。像郑洞天电影的讲座，杨司长外交“大三角”的讲座，去北大听的那些课，还有后来他所听的徐晓村老师讲的关于新闻的课程，这都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精神空间，是对个人性格的一种完善，助你懂得包容、谦逊，教你学习的能力，是非智力因素的成长。来到大学后他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精神的世界，这是以前在农村那个现实世界里从未体验过的。 

漫游书海，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一路走来落下满地的花瓣，被吸净了花蜜的花终会落，就像书本那厚重的封页和泛黄的纸张，你带不走；但书中隐藏的巨大“黄金屋”却已被你悄然收入行囊，花蜜的芳香会包裹着你，护你一路乘风破浪。大浪淘沙，宝剑锋磨，披沙炼金，去芜存菁，多在“室外”闯荡，你终会炼得一把打开金库的钥匙，而手握这把钥匙的你终会发现，金库里装的是什么，装了多少金子，似乎并不再重要。 

“这个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是在农大收获的，我也因此感恩农大。”

毕业后，胡启毅前后做过许多工作，不同公司、不同岗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有自己的主动选择，但更多的却是顺势而为的结果，正如那首歌里面唱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每个职位上都努力做好的同时，眼光再比他人长远一点，总是要走在最前面的。

采访接近尾声，开始时泡的茶已经有些冷了；阳光把一圈一圈浮动的光影从窗棂的条条框框间花花地洒进室内。

说起自己这些年来所得出的关乎信念的东西，胡启毅顿了顿，微低下头，似是想起了什么，过不久又抬起来。他的眼睛，有一种深邃，有一种温暖，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很慢，很平静。整个办公室都静了，时间恍若凝固，我似乎能看到阳光折射下、空气里漂浮舞动的细小尘埃在我们的呼吸谈吐间慢慢、慢慢地沉淀。

“我相信，一个人要走正道、做正事、做正人，交正面的朋友。总之，都要是正的。”

“人生呢自是有多重选择，在这些岔路口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路程。我总相信呢，最后，吉人有天相。”

“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随波逐流，做出自己喜欢的选择，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这就好了。”

“做出自己喜欢的选择，即便付出代价也愿意。”

“如果时光倒流，您还愿意再回到大学，再经历一遍大学时光吗？”秋君问道。

“当然愿意了，大学是最美好的。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候，而且也没有利益冲突，是感受世间温暖的地方。”

“那您最喜欢农大哪里呢？”我问。

“觉得农大校风蛮好的，比较淳朴，带有点农村的接地气，人与人之间关系那会儿也是比较朴实的。”

“当然这也有两面性，‘淳朴’的另一面就是我不太喜欢的。当年农大留校的老师太多了，造成了‘近亲繁殖’，应该多请一些外面的老师。现在这方面是好多了。”

     今年是农大一百一十周年，提及对母校的祝福、给学弟学妹的寄语，胡启毅自是有许多想说的。

“农大一百一十周年了，过去的这一百多年，有坎坷但也是取得许多成绩，蛮辉煌的，更希望农大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成为一个培养中国农业现代化能者的摇篮，为中国的农业，真正谋一些大事儿，培养一批有胸怀、有格局、有世界眼光的优秀人才。中国农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希望农大能够助推中国农业快速转型，能够成为中国农业人才的顶级学府。更开放、更包容，也像北大一样‘兼收并蓄’，以国际的眼光发展。”

“今日的农大和我们过去相比，环境更好、师资力量更加强大、视野更加开阔，希望学弟学妹们利用好今天这样良好的环境，真正的长本事、开眼界、磨练自己的性格，学到专业本领、也为自身的成长，为将来的中国农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期待着，美好的农大，也期待着未来的学弟学妹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采访笔记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午，我们在总部基地中牧股份胡先生的办公室与他见面。胡先生给人印象很亲切，很质朴，可能是同样的“挚友”的身份无形中抹去了年龄差距的尴尬，也可能是一份《挚友报》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踏入办公室前的紧张在开口交流的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不见，我们聊得很好。交谈中我能感受到他每一次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喜欢胡先生故事里的农大。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也有一点民国情怀，不排除这两个因素作祟的可能，但真地平心而论，那个时候的社团、那个时候的人文情怀，才是我所向往的大学生活。如此一段单纯有抱负的美好的青葱岁月，又有谁不渴望呢？在平凡与淳朴里，也必是蕴藏着巨大的美的可能。由此为该文命名，好景君须记。

 

校友简介：

胡启毅，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1986年9月至1990年7月，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水利系农水专业，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国务院、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等多家单位任职，现任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采访小队成员：

    刘惠姗  人文与发展学院  英语专业； 

    林秋君  人文与发展学院  英语专业。